［摘要］交际活动构成了外交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秉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鉴于我国首批驻外使节大多出身于革命战争，对外交业务尚不熟悉，因此在驻在国的交际活动中，常显细节处理欠周。面对这些挑战，中共中央和外交部给予了高度重视，及时提供了政策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亦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强化学习。在国内外交机构和使节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驻外使领馆在交际活动中的种种难题得以克服，交际活动亦逐渐步入正轨。这一发展历程展现了我国驻外使领馆及其工作人员肩负使命、履职尽责、勇于开拓、坚韧前行的精神风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拓展了新局面，塑造了新中国和平、友好、合作、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新使馆；外交互动；对外政策
［作者简介］杨步青，硕士研究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对外交流构成了外交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建国初期那波建交高峰中，鉴于外交干部数量的不足，我国向苏联、东欧等十余个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国家派遣的大使，多系从军队中选拔出的资深将领，如驻匈牙利大使黄镇、驻瑞典大使耿飚、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等。他们战功赫赫，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中央果断决策，派这些将军出使他国，领导一批年轻同仁组成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首批驻外团队，此举无疑极为英明。然而，外交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强的工作，它不仅要求坚定的政治立场，还须具备丰富的外交经验、专业的技能和卓越的交际才能。我国驻外使领馆成立之初，对于这些初次担当重任的外交官而言，代表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外交才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万事皆新，处处陌生。在与所在国有效沟通、举行交际宴会、拜访活动、明确使领馆职能和强化内部建设等方面，他们普遍感到经验不足。更有甚者，个别同志对外交活动本质认识模糊，将其误认为是简单的请客吃饭，因此初期的外交活动往往细节缺失，流程曲折。面对这些挑战，在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及各驻外使领馆不懈努力下，驻外人员已基本掌握了交际工作的各项业务知识和技能，能从政治高度正确看待交际活动，增强了主动性，提升了灵活性，从而更好地代表国家与所在国进行外交交往。
尽管已有研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交往活动给予了关注，然而，它们多数仅着眼于交往活动的某些方面，并未对当时我国驻外使领馆如何系统地开展交际工作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探讨。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借助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馆藏资料以及其他公开史料，对这一过程进行详尽的剖析，以期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一、我国驻外使领馆在对外交往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众多外交场合，诸如迎送使节、礼仪性的拜访、宴会以及庆典活动等，均离不开各式各样的交际互动。在这些交际活动中，除了语言因素的作用外，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往往因缺乏必要的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执行交际任务时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与挑战。
（一）审视交际工作，政治意识尚显不足，深度有待加强。
“负责交际工作的同志们仅是例行公事地处理技术性事务，对于这些事务的政治意识认识不足。”由于缺乏经验，初涉外交的驻外使团对某些国家设置的外交陷阱警惕性不足。例如，在印度，一位英国新任高级专员到任后，未遵循常规向其他大使进行拜访，而是由副专员代为出面举办招待会，以介绍大使相识。当时驻印使馆本着增进友好关系的初衷接受了这一安排。后来方才意识到，这是英国人的一种策略，并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损失（苏联大使并未出席）。此外，宴请作为国际交往中最普遍的交际方式之一，也是驻外使馆需经常进行的礼仪活动。然而，在建馆初期，一些驻外使团的员工因政治意识不强，常常对宴请中的国际礼仪重视不够。比如，驻巴基斯坦使馆过去在宴会上通常不设置座次，不固定座位，用餐时由主人邀请几位客人就座，其余人则随意安排。但“在大型宴会中，如此做法容易引发纠纷和误会”。
（二）交际工作缺乏主动灵活性。
在出国之前，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普遍接受了专门的培训，然而，鉴于他们长期投身于武装斗争或地方群众工作，对于外交活动的参与尚感生疏。加之身处异国他乡，面对诸多需要磨合与适应的新情况，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一些不够积极主动的现象。例如，驻印尼使馆指出，保守思想是开展外交交际的主要障碍，这种思想未能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发展趋势，因此在交际活动中，他们往往拘泥于陈规，循规蹈矩，未能跟上形势的发展。驻巴基斯坦使馆则认为，与兄弟国家使馆的交往密切，相比之下，我国使馆在与其他建交国家使馆，尤其是与巴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应更加主动、有计划、有意识地加强。驻民主德国使馆总结道，虽然各国代表团回国后都积极宣传介绍新中国，但我国使馆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却相对较少。驻保加利亚使馆虽然在克服了拘谨和刻板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外交场合中的活动能力仍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参与外交活动时，很少主动灵活地进行交谈、了解情况以及推进工作。
（三）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滞后保守
新中国外交政策已明确规定对资本主义国家需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即“依托进步力量，争取中间派，分化顽固势力”。然而，如何将这一政策与实际工作相结合，驻外使领馆在执行过程中仍感困惑。1954年，外交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各使领馆普遍反映与资本主义国家使领馆的交往缺乏经验，多数同志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人员接触时，心理上存在畏缩和拘束，交际场合中表现不够活跃。”部分使领馆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过分强调敌情观念，过分注重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却忽视了交际技巧和恰当的形式，导致虽有计划却方法不当，效果未能如预期。例如，缅甸使馆的武官曾试图了解某些信息，却冒然邀请对方国防部一位科长，多次邀请反而引起对方警惕。另一次，他们邀请了印尼驻缅甸使馆的二等秘书夫妇，两位女同志连续向客人提出十多个问题，由于谈话方式过于生硬，让人感觉在中国大使馆用餐实属不易。
（四）外交细节考虑欠周。
涉外事务错综繁杂，丝毫疏忽不得。在交往之中，即便是技术层面的小疏漏，也可能酿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经验不足，在细节处理上往往不够周全，这是驻外使领馆向国内反馈频率最高的问题。例如，驻巴基斯坦使馆曾因回赠名片延误达两周时间，此举可能造成对方误解，带来损失。驻保加利亚使馆两次将请帖译错，一次是地点，一次是时间。有些问题源于对情况的不充分了解而草率接受，导致在行动上显得被动。有次，驻印度使馆职员参加德里郊区的苏联照片展览会开幕式，事后才意识到那是一场群众性集会，环境复杂，情况异常突出。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未能充分考虑受邀者的宗教习俗，导致交际效果大打折扣。比如，驻瑞士使馆邀请印尼公使及其秘书共进晚餐，由于事先未考虑到他们的宗教习俗，结果他们吃得很少。这亦表明，任何重大事务都需从关注细节做起，而交际活动尤其需要严谨细致的态度。
（五）交际工作组织制度运行不完善
“在外交工作中，要避免政治上的损失，防止不必要的赞誉，必须加强馆内交际工作的组织建设，加速收发、讨论、通报、执行、检查、汇报、总结等制度的建立，并完善交际档案的构建。”驻苏联使馆以往主要关注大型活动（如招待会等）的研究与具体安排，对日常工作的关注则相对不足。驻匈牙利使馆认为，他们在系统总结经验方面仍有待提高，“例如，在处理驻在国升旗、名片及请帖收发等方面，至今未能形成一套成熟的经验，导致工作处理缺乏依据和把握”。此外，某国副外长曾与我国驻该国大使进行谈话，但由于使馆人员忘记报告大使，导致大使延迟两天才得以参加。
自新中国步入世界舞台，我国驻外使节为使祖国在国际斗争的风云变幻中迅速稳固立场、广结良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点无可争议。然而，鉴于对外交往尚处于探索阶段，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重重困难。在外交部与驻外使节团队的通力合作下，这些困难得以逐一克服，新中国驻外使节的交际工作亦日趋完善。
外交部及时指导督促政策
外交部对驻外使馆在执行交际任务时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1955年6月，该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对外交际活动给各驻外使馆的指示》（以下简称为《指示》），针对近期各驻外使馆在交际活动领域所显现的问题，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指导与督促措施。
（一）端正心态，正确看待交际。
外交部曾屡次强调，各驻外使馆需深刻理解外交交际的重要性，并在政治层面不断提升其质量。在《1952年驻外使馆交际工作总结》中，外交部明确指出，驻外使馆在开展交际工作时，需着重把握以下几大特点与深远意义：首先，交际活动系代表我国与各国政府及外交使团保持礼貌往来的重要途径，亦是构建与维护与驻在国良好关系的必要形式。其次，交际活动并非简单的应酬，其一举一动均彰显国家政策走向，与全球形势紧密相连，体现了我国在斗争与合作中的立场。第三，交际工作是增进与各国人民友谊的坚实桥梁，同时也是展示自我、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绝佳机遇。第四，交际活动的参与面广泛，涉及人员众多，层次丰富。交际工作非交际秘书一人之力可胜任，需在使馆大使的领导下，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第五，交际工作是一项细致且持久的工作，每一次交流都积累经验，一蹴而就绝不可能。唯有在长期的交往中，方能赢得对方的信任，拓宽活动领域和拓宽信息来源渠道。
（二）直面困难，锤炼业务
“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种种挑战，诸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担心言辞不当等，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退缩。只要我们勤奋学习，深入钻研业务，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必须认识到，坚定的立场是在不断的实践中磨砺而成的。在实践中，犯错误在所难免，但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那么犯错并无需畏惧。而避免接触或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是无法锻炼出坚定立场的。”为了消除驻外干部心中的疑虑，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便从容错纠错的角度出发，鼓励各驻外使馆的干部们勇于探索、敢于实践。
（三）积极接触资本主义国家
在积极拓展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同时，新中国并未对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持排斥态度。针对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外交部于1954年发布了一次专项指导，强调需做好充分准备，预先掌握实情，争取主动地位。特别指出，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应将这些交往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大胆地学习与实践，确保不失我国立场，不损害双边关系，勇敢地与他们进行接触。”1955年的《指示》进一步明确，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交际活动时，应将政界人士、执政政党、右翼和中间派作为重点对象。“应加强与他们不同类型人物的交流，不畏困难，不嫌繁琐，积极开展工作，注重争取和分化工作。”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为了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遏制与封锁，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指导文件中也强调要积极争取国际社会中的中立力量，为我国争取更多的战略空间。“在所有对外交往场合，除极少数如美国等国家外，对大多数已建交或未建交的国家（如亚非国家、中南美和西欧国家）的人员，应展现主动与活跃的态度，主动与他们打招呼、寒暄和交谈，避免表现出冷漠和拘谨。”
（四）倡导勤俭节约工作作风
“在确保外交工作顺利开展、兼顾安全、保密、通讯顺畅及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坚持节约，为祖国节省每一分钱，以助力国内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此外，外交部亦着重提出需建立完善的交际档案，优化请示报告流程，并适时总结交际工作经验。这些指示内涵丰富、寓意深远，不仅指正了我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不足，更为我国驻外使领馆高效推进交际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原则。
三、优化驻外使馆交际工作内容与方法
在外交部的大力督促与悉心指导下，我国驻外使领馆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整饬内部事务，理顺各类工作关系，并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经过不懈努力，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各项工作正逐步步入正轨。
（一）强化政治导向，提升工作的积极性与应变能力
“唯有在此方面加强关注，方能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从政策角度审视与检验对外活动，确保贯彻友好团结的方针。”驻瑞士使馆则视交际工作为外交工作的关键环节，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决不能仅将其视为礼节性事务，而应在每个参与交际活动的同志中强化政治性、组织性与纪律性，并确保其得到切实执行”。同时，交际工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亦是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提升工作效率的必要策略。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的态度也经历了转变，从最初将交际工作视为负担，尽量避免参与，转变为“应当参与，有请必到”，进而发展到“主动寻求方法，开展对外交际活动”。驻印尼使馆亦认识到，频繁的交际往来对于驻外使团至关重要，“通过这些交流，不仅可以掌握日常工作所需了解的信息，还能减少工作上的不必要的阻碍”。
（二）积极筹备，深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我国驻外使馆的部分干部因畏难情绪作祟，常导致交际工作陷入被动局面。结合驻在国的实际情况，各驻外使馆与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不同程度的交流。例如，驻民主德国使馆认为，民主德国的核心任务是追求国家统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争取联邦德国的广大民众。因此，他们提出，“我国来德代表团应做好思想准备，主动向联邦德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访问民主德国的代表团发起交流”。在许多外交实践工作中，只要我们理清思路，把握住核心要义，往往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驻匈牙利使馆在国庆节期间主动向法国、比利时、埃及等国的公使发出邀请，获得了积极反响。与已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使馆相比，驻巴基斯坦使馆更加重视与亚洲国家使馆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与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双方往来增多，感情加深，这在工作中带来了诸多便利。1954年上半年，驻芬兰使馆与资本主义国家使馆的关系较为冷淡。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及之后，他们主动改善了与已建交和承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使馆的联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冷战的影响之下，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交流交往尚存局限。然而，这些积极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方国家间的隔阂，同时也塑造了新中国开放而友好的国际形象。
（三）建登记制，完善档案
科学严谨的制度管理与相应的执行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交际活动中因主观性和随意性所导致的细节疏漏等问题。自1953年起，我国驻巴基斯坦使馆便开始实施一项制度，要求参与交际活动的人员必须填写登记表格，无论是外出赴宴还是参加使馆内部组织的宴会，均需遵守此规定。“此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外交交际活动提供报告，二是作为外交交际活动经验总结的依据，三是体现民主生活的一种形式。”此外，在交际活动中建立档案，记录相关活动，是积累交际工作经验、指导交际工作的重要措施。建立交际工作档案，也是我国驻外使馆启动运营的关键步骤。驻保加利亚使馆强调，完善交际档案，建立卡片制度。“逐步为驻保加利亚的各国使团人员及该国相关机构团体的负责人建立卡片档案，旨在了解情况、加强友好合作。”档案不仅记录交际活动的历史脉络，提供重建事实的详细信息，还能作为工作助手。驻瑞士使馆则要求建立交际活动记录制度，并实施卡片制度。卡片制度主要记录与使馆交往人士的历史背景、政治立场、党派关系以及其出席我方举办的交际活动的次数或缺席情况等。“这为使馆在举办招待会前制定邀请名单、发放请帖等事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四）完善请示报告机制，规范交际活动流程
“工作人员每次外出活动前，必须进行充分研究、请示及准备。”此外，还要求集体参与的外事活动结束后必须进行总结，并由参与者整理成书面材料存档。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不断拓展与发展的历程中，请示报告制度在统一驻外使馆人员的意志与行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提炼交际活动经验，洞察交际活动之规律
在各驻外使馆的交际实践中，虽已逐步探索出若干工作技巧与策略，然而，诸多经验往往难以用文字精确表述，唯有通过经验的不断积累来领悟。从各使馆向外交部提交的总结报告可见，这些经验涵盖了日常礼仪、工作方法、办事技巧等多个方面，涉及交际工作的方方面面。例如，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指出，在拜会、迎送等场合，不宜过分强调身份对等，特别是在与兄弟国家交往时，“否则容易失礼”。他们还强调，不能仅凭活动形式简单判断其重要性，进而决定是否参加。“看似简单的活动，若驻在国或兄弟使馆高度重视，我们便应将其纳入政治层面进行考量。”驻印度使馆认为，“过去过分偏向印度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路线应予调整。明确思想，首先要与中间人士建立联系，这样才能更好地维系与进步人士的关系，拓宽交往之路。”驻巴基斯坦使馆提出，在交际活动中举办小型宴会有助于集中对象、深入交谈，便于了解情况，增进感情。“但需注意，邀请对象应较为熟悉。此外，邀请对象不宜过多，最好彼此相识，以便见面后能畅谈，营造融洽的氛围。”驻民主德国使馆认为，在交际活动中，提问需详尽，表达要清晰。“在处理交涉事务时，务必详细了解情况，同时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通过实践总结出的深刻认识，为驻外使馆开展交际活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从上文可见，新中国的驻外使领馆面对暂时的挑战，并未有所松懈，而是坚守职责。紧随外交部的工作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实施了多样化的策略，以提升交际工作的主动性与机动性。同时，这些使领馆初步构建了一套完善的交际工作制度和规范体系，确保了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驻外使馆交际工作成效显著
深入了解交际活动的内在规律，并熟练掌握其技巧与方法，实为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在遵循中共中央的指导精神、外交部的专业引领以及我国驻外使领馆的齐心协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与探索，我国驻外使领馆在交际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一）广泛积累经验，熟练掌握对外交际的基本知识
通过查阅若干使馆在1952年及此后数年提交给外交部的年度总结报告，我们得以窥见各驻外使领馆的交际活动极为活跃，并在总结报告中所占比例颇高。在各使馆所取得的进展中，各具特色，充分展现了它们在各自驻在国开展交际活动的多姿多彩。具体来看，驻保加利亚使馆在1952年的交际工作中出现了六起失误，而到了1953年则基本杜绝了此类情况。此前由驻在国交际司协助举办的宴会，在1954年则全部由使馆自行组织，对“所有外交活动”均进行了周密的研究，掌握了出席与退场的时间，对于不确定的问题与苏联进行了沟通，确保了行动的一致性。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在交际技巧上也取得了显著进步，不再像过去那般显得生硬与拘谨。驻印度使馆与驻在国政府、外交界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交际活动亦颇为频繁，不再像初期那般显得格格不入。总体而言，各驻外使馆在交际工作中秉持着谨慎细致、稳步推进的原则，遇事多与同僚使馆商议，与驻在国交际司保持联系，并及时向上级请示，故而工作中未出现重大失误。同时，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必要的交际知识，并逐步熟悉了驻在国的礼仪习俗和交际活动规律。
（二）主动出击，对外交流成效显著增强
在交际活动的开展中，各驻外使馆展现出积极主动的历史责任感与充满活力的创新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外交政策与方针的顺利执行。工作模式已由被动逐步转变为主动，并能够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交际活动。在资本主义国家，驻外使馆有针对性地宴请了驻在国政府官员，并与相关机构建立了稳定的交际联系，这不仅便于了解情况，也极大地便利了自身的工作。驻匈牙利使馆将兄弟国家间的合作视为新型外交工作的典范，与旧式资产阶级形式截然不同，尤其是在社会活动和友好交往方面。驻罗马尼亚使馆认为，1953年标志着使馆工作进入正轨，这一时期交际活动开展得尤为广泛，不仅注重政治思想的贯彻，还重视如何做好东道主与客人，同时擅长利用交际活动拓展其他工作领域。在捷克斯洛伐克使馆的报告中，提到使节会议后交际工作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不仅通过招待会邀请政府官员，还邀请了工厂、医院等负责人，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力，并通过交际活动主动解决业务问题。驻匈牙利使馆在1952年的交际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接触面更广，活动更为活跃。许多女同志已能在交际场合用匈牙利语交流，大多数同志也学会了跳舞和歌曲，在招待会上演唱。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交际活动，充分展现了新中国自信自立的外交风貌。
（三）我国对外交往体系持续优化，外交事务日益走向成熟。
“我们的工作已步入较为正规的轨道，这主要体现在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工作制度，并在实践中普遍掌握了客观规律。”1958年，众多驻外使领馆纷纷制定了《交际活动须知》、《交际活动手册》和《交际礼仪纪要》等规范性指导文件，为使领馆的正常交际工作提供了业务和技术上的指导。例如，《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交际常识手册》对宴请的种类、组织宴请的方法以及参加其他场合时应注意的事项等交际细节进行了详细规定。驻瑞典使馆编制的《交际、行政工作手册》则对宴请的种类、请帖的发放、客人的座位安排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而驻匈牙利使馆所编写的《有关交际工作处理办法的各项资料》则对名片、请帖、拜会等交际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这些关于交际工作处理办法的规定，凝聚了我国驻外使领馆在长期交际工作中的宝贵经验和智慧，为使领馆在对外交际活动中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有助于其快速熟悉和掌握工作要领。
显而易见，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共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外交部与各驻外使馆之间紧密协作、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秉持党的领导原则，不断挖掘制度优势，驻外使馆在推进和执行任务方面将更加得心应手，迈向世界的步伐也将愈发稳健。
建国之初，我国驻外使领馆在交际工作中迎难而上，克服重重挑战。起初，由于交际经验不足，诸多外交细节尚显疏漏。但随着外交部的重视与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逐步确立了团结友好的外交方针，并迅速总结经验，建立健全交际工作制度。在边学习、边实践的过程中，驻外使领馆逐渐掌握了交际活动的规律与技巧，工作主动权逐渐在握，新中国的外交风貌与特色亦初露端倪。各驻外使领馆的交际工作成效显著，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与驻在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信任与友谊，中外交友合作关系得以迅速而全面地发展，同时也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面对较为艰苦的客观环境，我国驻外使领馆恪尽职守，勇于担当，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打开了新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捍卫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并在国际上塑造了新中国和平、友好、合作、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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